中西论争之交流

一个近乎完全相似的事件——废止中医案——于中日两国在近乎相同的西化之风的社会背景下却演化为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不得不令人深思。中国与日本乃“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之邻邦。历史上两国文化交流甚密，日本遣唐使历两百余年不懈努力，几乎将整个中华文明复制回国，然而何故于明治维新前后短短几十年间即将整个传统构架完全颠覆代之以全盘西化之维新社会？反观中国，西化之思潮亦颇汹涌，而总未尽得西化之真传，又是何故？国学大师梁启超的一席话或许可以给我们以启迪：“中国之受外学也，与日本异。日本小国也，且无其所固有之学，故有自他界入之者，则其趋如鹜，其变如响，不转瞬而全国与之具化矣。虽然，充其量不过能似人而已（实不能真似），终不能于所受者之外，而自有所增益，自有所创造。中国不然。中国大国也，而有数千年相传固有之学，壁垒严整，故他界之思想入之不易；虽入矣，而阅数十年百年常不足以动其毫发。譬犹泼墨于水，其水而为径尺之盂，方丈之池也，则黑痕悠忽而遍矣；其在滔滔之江、泱泱之海，则宁易得而染之？虽然，吾中国不受外学则已，苟既受之，则必能尽吸其所长椅自营养，而且变其质、神其用，别造成一种我国之新文明，青青于蓝，冰寒于水”③。厚重的文化底蕴或许是中医最终生存下来的原因，而中华文明于日本近一千三百余年的历史沉积不能算厚重吗？竟不能根植生长于斯之汉方医学？细观汉方医学发展之始末，大和民族于异域文化之借鉴吸收有着其独特趋向，这种趋向大抵为重实效而轻本质。以至于救亡斗争之时所采取的手段显得那样苍白无力甚或文不对题，将汉方医学理论之弱点完全暴露而任人攻击，无奈之时曾将中医辨证、脏腑经络牵强附会于西医生理、解剖理论而祈求一席生存之地。汉方医学究竟没落于何处？我们当何以为鉴？

民国初年的中医之于中国，虽亦经历了相同的救亡斗争风暴，细较之日本则有众多不同之处。首先，一大批医学泰斗如唐容川、张锡纯、恽铁樵、陆渊雷、谢观、丁福保等的涌现并为谋求中医学之发展而处心积虑。更关键的在于，这些医界泰斗既集国学、中医学之精萃亦通西方医学之要旨。于是在论争过程中乃据理力争，以至开中西汇通之学风，如“陆子综合我国诸师说……，有所凝滞又与原西术校焉。”④。而反观日本救亡斗争中，请愿及论争之手段、方式过于单调，虽有满腔热情而内容却极为空洞，他们“奔走于朝野上下，谋求复兴汉方医学。其间，或辩论，或哀诉，甚者暗中恐吓，或明或暗，千方百计……”⑤，而据《汉洋医学斗争史》一书记载，日本汉医界于明治十二年（1879）才成立了第一个组织——温知社，也是此后8年间为一的汉医请愿团体，此社团维持不足8年，终因经济拮据而解散；其次，即便于反对或是坚持预取缔中医的中国学者，如章太炎、梁启超、袁桂生等亦中西通鉴，所执观点相悖而不至于太过。而日方力主取缔汉方医学政要“消灭汉医运动的三巨头”长与专斋、石黑忠德及长谷川泰均受训于正统“兰医”教育，西学根深蒂固，于汉方医学，巨头们则只欲穷其所能取缔汉方而后快，以达明治维新“灭汉兴洋”、“开化文明”之旨。

一个世纪过去了，中西医论争之余响未绝，日本汉方医学仅剩下针灸及文献研究等科目。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竟会从日本国传出“日本汉方医学5至10年将超过中国”之豪言壮语。究其原因，发现乃是日本对于日本汉方颗粒剂以其制作精良、包装讲究、服用方便而蜚声亚太地区所致。时隔不久，日本发生了“小柴胡汤事件”。回想一个多世纪以前汉方医学救亡斗争之惨状，我们不能只感慨于汉方医学的没落，现如今日本希望重拾起旧日曾一度辉煌的汉方医学，而努力之一（汉方制剂的研究）的结果却是“小柴胡汤事件”带来的沉重打击。细细想来，我们发现在现如今中国中医研究的各种发展方向中，也依稀看到为类似方法研究发展中医的影子。于中日比较史研究有较全面论述的近代史学家郭沫若曾列举清代中国何以未能现代化的理由若干，其中“丰富而古老的文化始终是中国的一个沉重的负担，前资本主义文化历经了许多朝代，持续了近3000年之久，致中国人反为他们的文化传统的富藏所累——变成除对他们自己的优美文化而外，对周围一切概不关心的自我陶醉者。”⑥这样的评论既反映了近代中国对自身文化割舍不下的情感也说明西化于中国之艰辛，令人深思。而这种论断大抵也为郭沫若对中医不屑一顾的缘由之一。如此看来，既然阴阳五行放置于现代科学之中一无是处，那么根植于此“优美文化”的中医理论体系亦必将成为束缚中医发展的桎梏，而中医又究竟缘何历经百余年废止争论仍得以完整存继至今？

先贤验证了两千多年的医理和方药，为什么偏偏到了现代社会就突然要大动干戈改之不可？梁启超曾言：“中医尽能愈病,总无能以其愈病之理由喻人”，并对中医的科学性提出质疑。不能说先生错了，就中西医论争自始至今，中医科学与否的争论已经耗尽所有参与讨论学者之唾液而未得结果。而就恽铁樵之言来看：“西方科学不是学术唯一之途径，东方医学自有立脚点”⑦。现如今，我们要寻找的，是这个“立脚点”，中医学于中国与日本发展之比较研究上可发省于悲恸救亡史，下可启示中医今后发展之方向。医天地社区（博客）6sy)SC1jR:\W-C

纵观整个救亡史，除却其中令人伤感的情绪不论，全球社会在努力现代化的同时，中医亦不例外的倍受感染，在这样的潮流下该如何中肯的看待《内经》等中医经典，民国时期医家杨则民曾有言以鉴：“然时至今日，尤能发挥其（《内经》）神秘之幽光，以取信社会者，岂如培根所称‘学说上之偶像’也哉？概有其真价在焉。海运以远，中医受外医之影响，与时俱进。……”⑧。与时俱进固然重要，然特于中医学发展来说，以明治时期汉方医学史而鉴，或许此“俱进”之理并未见得高明若何。也许更让我们值得听取得意见应如张锡纯所言：“吾儒生古人之后，当竟古人未竟之业，而不能与古为新，俾吾中华医学大放光明于全球之上，是吾儒之罪也。”⑨医天地社区（博客）4O9M)X*g B0id

而中西论争的意义，用一位美国著名的中国科学史专家N。席文做结则为：“中西医论争，今天仍在进行，而且，在两种医学体系并存的情况下无疑会持续下去。若这种争论取得突破，而不仅仅是一遍遍地重复，那么，每次争论都将较以往更有价值。”⑩医天地社区（博客）y"C!GC V!x

参考文献：医天地社区（博客）"guO f(t*U